汉代崔瑗《贤女帖》

汉代崔瑗于汉安帝初年官至济北相。尤善草书，师法杜度，时称“崔杜”。后来张芝取法崔杜，成为汉代草书集大成者。三国时韦诞称其“书体甚浓，结字工巧”，即书体非常浓密，结字精致美妙。《贤女帖》释文：

  贤女委顿积日，治此，为忧悬憔心，今已极佳，足下勿复忧念。有信来数，附书知闻，以解其忧。

崔瑗(公元78年—143年)，字子玉，涿郡安平(今河北深县)人。父崔駰，博学有伟才。瑗锐意好学，明天官历学、京房《易传》。年十八游京师，与马融、张衡相友善。仕途曾屡遭挫折，年四十始为郡吏。汉安帝初年，官至济北相。他是汉代名书法家，尤善草书，师法杜度，时称“崔杜”。后来张芝取法崔、杜，其书大进，成为汉代草书之集大成者，被誉为“草圣”。对于崔瑗的草书，后世评价很高。“草圣”张芝自云“上比崔杜不足”。三国时魏人韦诞称其“书体甚浓，结字工巧”，即书体非常浓密，结字精致美妙。南朝梁袁昂《古今书评》云：“崔子玉书如危峰阻日，孤松一枝，有绝望之意。”意谓其书势如“危峰阻日，弧松一枝”之奇险也。崔瑷写有一篇《草书势》可说是他作书实践的经验总结。

崔瑗的《草书势》是流传至今的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篇书法论文，而且是论草书的。书法是一种线条艺术，草书于此尤具代表性。因此，这篇文章也就弥足珍贵。文章在讲了书法的起源之后，重点讲了草书的产生，指出由于“官事荒芜”，出现了比大小篆简略的“隶书”；而“草书之法，盖又简略，应时谕指，用于卒迫，兼功并用，爱日省力”。这就说明，草书是由于政事繁忙，为适应书写简易快速的需要而产生的。这是符合实际的。任何一种艺术，起初都是为了实用，后来才出于审美的需要，逐渐使之完善成熟。汉代草书在实用中提高技艺，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书法艺术，终于得到了社会的承认。

崔瑗《草书势》的重要意义，还在于记录了他对草书艺术的审美感受，把草书作为供人欣赏的美的艺术。文中提出一个重要美学命题：“观其法象”。法象，本指人的合乎礼仪规范的仪表举止，借用到草书直观上，则指其合乎法度而又独具特色的艺术形象。因此，“观其法象”，就是观赏草书的艺术形象。而且文中具体生动地描绘了这一点。一则说，“抑左扬右，望正若欹”，意在讲草书结体不同于篆隶的对称平稳。

一则说，“兽跛鸟踌，志在飞移；狡兔暴骇，将奔未驰”，强调草书的动态美。书法本是空间艺术，是静止的，这里的鸟兽想要“飞移”；狡兔突然受惊将要“奔驰”，给人强烈的时间艺术的动态感。

一则又说，“或蜘蛛点蝻，状似连珠，绝而不离”，指出草书的下点，如“燕”、“然”下面四点，笔势也有它自身的特色。

一则还说，“若山蜂施毒，看隙缘巇；腾蛇赴穴，头没尾垂”，点出草书笔画的曲折、回旋、流畅。这些都是草书的特殊处。它较之汉代的正书篆、隶来，线条更流畅，更自由，更具活力，更富意态。那笔势“畜怒怫郁”，纵放出来，就会产生出奇异的情景。

然则，崔瑗在肯定了草书的这些特征之后，又指出草书的自由不是随意的。文中一方面写到“方不中矩，圆不中规”，指出草书打破了篆隶要求对称平稳的限制；另一方面又写到“就而察之，一画不可移”，表明草书是有自己的法度的，有着“一画不可移”的规则和规律性。这种对自由与规律、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高度统一的要求，是我国先秦美学就具有了的一条重要原则。崔瑗对草书艺术的审美感受，再次体现了这一点。